2014巴西世界杯已經開賽十餘天,真球迷熬紅了眼睛每夜盯著電視,偽球迷也能就著炸雞啤酒演一回激情澎湃。在長達一個月的賽期中,你看你的球,也並不妨礙我讀我的書。為此,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李輝、解璽璋、葉匡政、止庵4位“讀書人”。
  茨威格流亡到巴西;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
  李輝從1982年就開始看足球,那是中國電視首次轉播世界杯比賽。30多年來,他一直是巴西隊的鐵桿球迷。今年世界杯在巴西舉辦,李輝除了每天準點看球,還抽出了斯蒂芬·茨威格的書。
  這位猶太裔作家在“二戰”期間預感納粹將吞沒歐洲,於是流亡到了巴西,併在那兒寫下了回望歐洲的《昨日的世界》和展望未來的《巴西:未來之國》。李輝說:“猶太人對於‘二戰’的描述,沒有人比茨威格寫得更好、更細緻。”
  李輝的另一本手邊書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《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》。李輝評價道:“書中大量一手資料,之前從未見過,堪稱一本晚清中國的圖像志。”
  這本書收錄了1857年至1901年間,上千張關於中國的速寫和文字報道。如,“中國的道光皇帝”、“倫敦首屆世界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中國官員”、“中國速寫:婦女髮型、洗衣方式”……這些圖片的來源是創刊於1842年的英國《倫敦新聞畫報》。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圖畫內容為主題的周刊,創刊伊始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,並派駐大量畫家兼記者。
  1982年,剛剛大學畢業的李輝分到一家報社的文體組工作,恰逢世界杯,於是做了一個介紹世界杯的專欄。“當天剛見報,下午我們就接到電話,說‘不要把資產階級足球熱引到中國’。”李輝說,“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來說,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,很多西方的流行音樂、電影、話劇都是從那時進入中國的。同時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,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過去。”
  李輝在其所著的《絕響:八十年代親歷記》中,記錄了巴金、曹禺、丁玲等文化老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背影。李輝說:“我們不能忘掉那個年代,追尋當時的社會狀態和歷史淵源,也許能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。”
  英國記者寫晚清;“我們”懺悔“文革”
  中國青年報記者致電解璽璋時,他正在看書。他推薦的三聯書店出版的《帝國的回憶》,選譯了英國《泰晤士報》1901~1911年間發表的關於清末改革的一系列報道,真實記錄了英國人眼中清王朝最後10年的內政外交。
  解璽璋說:“書中披露了很多聞所未聞的史料。如,慈禧太后在‘庚子國變’後推行新政,想給慈禧翻案的學者認為這是她的主動改革。而這本書中提到,八國聯軍和清政府談判時,賠款反而是次要的,最迫切的要求是讓清政府改革。西方人認為只有改革了,才能避免類似義和團的事件再次發生。”
  不過,解璽璋也提醒讀者,書是英國人寫的,自然站在英國人的立場。“書中對李鴻章有很多批評,因為他是親俄的。如果由俄國人來寫,那就是另一種面貌了。”
  解璽璋推薦的另一本書,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《我們懺悔》。它歷時5年,選編了北大教授錢理群、詩人食指等30多位“文革”親歷者、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文章。
  其中,錢理群的《示眾》,檢討了自己在“反右運動”中兩次違心的發言。解璽璋說:“錢理群之後一直是以反對‘反右’的立場出現的。很多年之後,有人把他的發言記錄拿了出來,他才想起自己還做過這樣的事。”
  巴金曾說:“脫下麵具,掏出良心……只有牢牢記住‘文革’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。”解璽璋認為,這些人公開懺悔的用意是好的——想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瞭解的“文革”真相說出來。但正如本書編委會成員、歷學者秦暉所說:“懺悔屬於自我救贖,所以通常無法要求於他人。要求他人懺悔是一種不能濫用的道德壓力……在真相不清的情況下就基於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懺悔,實際上反而可能會開脫真正作惡者的責任。”
  “我們現在把責任推給‘四人幫’,更深層的東西並沒有弄清楚。就像‘二戰’,如果沒有對法西斯罪犯的正義審判,要求每個德國人懺悔就沒有意義。”解璽璋說。
  “過時的人”顛覆經典哲學;梁小斌躲進“地洞”
  葉匡政決定,從半決賽再開始看世界杯,而看書一天也不能落下。他向讀者推薦了3本書:猶太哲學家京特·安德斯的《過時的人》、羅馬尼亞思想家蕭沆的《解體概要》、中國詩人梁小斌的《地洞筆記》。
  葉匡政說:“這3本書的共同氣質是——懷疑。”
  《過時的人》反思並批判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發生的一系列社會現象,如,“幻象與複製的世界——對廣播電視的哲學觀照”、“論原子彈及人類‘世界末日失明症’的根源”等。《解體概要》曾被稱為是一本“有毒”的危險書籍,既會讓你大開眼界,也會使你沉淪不拔、無法自製。書中充滿了對經典哲學的顛覆,充滿了悲觀主義、懷疑主義,甚至虛無主義論調。
  1980年,梁小斌以一首《中國,我的鑰匙丟了》而聞名,成為朦朧詩的代表詩人。成名後的他遠離喧囂,躲進“地洞”,專心構築自己的精神體系。2013年,他突發腦梗住院,雙目失明。2014年4月出版的《地洞筆記》,是其患病前上百萬字思想隨筆的精華。
  葉匡政說:“梁小斌之所以值得深究,是因為他公開了一個人與自己思想的困境展開搏鬥的過程。他總是在人們思維的盲區摸索,從人們停止思考的地方開始思想,以一種自傳式的自我意識對事物進行觀察,並記錄了那些自己能夠評述的事物和看法。”
  一位德國哲人說過,評定一個思想家的創造性和價值,要看他的思想能抵制模仿多久。葉匡政說:“梁小斌顯然早有這種意識,他借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一個囚犯,表明瞭自己的態度。這個囚犯躲在伙房里吃生土豆,因為他認為等土豆燒熟了,就沒他的份了。在這個把思想當作‘武器’哄搶的年代,梁小斌寧願做那個‘吃生土豆’的囚犯。”
  “黑船”航到日本;守門員點球焦慮
  止庵笑言,如果世界杯在中國的白天播出,他會看,晚上實在熬不住,所以至今只看了一場比賽。止庵號稱“一天不讀書渾身不舒服”,最近剛看完的書是日本學者三谷博的《黑船來航》。
  該書講述了1853年,美國海軍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的事件。在槍炮的威逼下,德川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了《神奈川條約》,國門從此打開。由於美國的艦船被塗成黑色,所以被日本人稱為“黑船”。當時的江戶城一片混亂,有記錄:“上喜撰(日本的一種茶,和‘蒸汽船’同音)喚醒太平夢,喝上四杯便再難眠。”
  止庵對書中一些細節記憶深刻:“最初,日本人不懂英語,美國人不懂日語,當時和日本通商的只有荷蘭人,於是在美日中間傳話只能靠荷蘭人,很多記錄也是荷蘭語寫的。因為語言不暢,或者故意隱瞞,很多大歷史中的小故事就這麼發生了。”
  止庵說:“鴉片戰爭後,日本人看到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都被西方人打敗了,自己的國力尚不如中國,於是不得不開國。但德川幕府面對美國的談判要求,能拖就拖,能糊弄就糊弄,這和清政府面對新挑戰時的反應非常像。”
  開國後的日本慢慢瞭解到了西方的強大和其強大的原因,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明治維新,及時踩下了社會危機的剎車,之後甚至進一步提出“脫亞入歐”。止庵說:“中國人讀這本書會很有啟發。我們在“戊戌變法”後就沒有再變法,做事太不徹底。即便到了現在,中國人還是能拖則拖。”
  止庵推薦的另一本書,奧地利作家彼得·漢德克的《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》,從題目看十分應景。它講的是和足球相關的故事,書中主人公也的確是一個足球守門員,但主題是“焦慮”。
  小說主人公曾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守門員,一天被公司莫名其妙解雇,又偶然犯下一樁命案。他乘車躲到了一個偏僻地,卻在報紙上看到了通緝令。最後,他駐足在一個守門員前,看著對方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,他的內心也陷入困境。
  小說消解了任何意義,被稱為是“一場回歸語言本質的冒險”。止庵說:“如果說《黑船來航》講的是一個民族的心態——拖沓,那這本書講的就是一個普通人的心態——焦慮。這兩種心態,我們至今仍未擺脫。”  (原標題:你看你的球,我讀我的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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